在疫苗接种方面，北京多个疫苗接种点陆续开放夜场服务，满足不同人群需求；武汉市启动移动疫苗接种车，全力打通“接种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上海则启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和在沪外籍人士新冠疫苗预约接种。全民接种疫苗，如何有序又快速地推进？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的解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这意味着北京大兴区初步建立了新冠免疫屏障，这个地方不可能有新冠病毒的流行了。应该说这是我们全民疫苗接种行动中一个亮点。不过其他地方如果接种率没能跟上来，也会出现漏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把高风险职业人群的接种覆盖之后，现在开始全人群的有序免疫接种。

如何看待过去一周国内新冠疫苗的接种速度？

数据显示，过去一周，每天接种新冠疫苗的增幅约为300万到600万左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任何一个大规模行动都要有热场，逐渐把各个系统测试好。目前的（接种）速度是不低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铆足了劲要在国庆前完成全民接种，一天最高也就接种300多万。近一周，我国每天新增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在三四百万，最高的一天是600多万，而经过这个阶段的测试之后，随着疫苗产能进一步释放，我们达到一天1000万人的接种数量一点问题都没有。 

疫苗产能能否跟上接种剂次的增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现在我们是按“应接尽接、梯次推进、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原则推进疫苗接种。应该说，我们产能方面有双重压力，除了要管14亿国民，我们中国的疫苗也是全球的公共产品，要帮助世界人民，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防控作贡献。我们国家疫苗年底规划产能大概可以达到50亿剂。

瑞丽新发本土病例新冠疫苗能为疫情防控做些什么？

4月1日起，包含瑞丽市在内的4个云南边境县市，将全面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这是否意味着，在防控疫情方面，疫苗已经成为了我们应对疫情出现时的一种常规“武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边境地区因为外部环境政治动荡，整个防控工作基本停滞，随着不稳定人群跨境流动，给边境省份带来很大防控压力。在我们没有疫苗的时候，只能靠传统公共卫生措施来控制疫情，现在除了常规的防治措施，有了疫苗，再加上疫苗 “环形接种”，根据地区风险等级一圈一圈往外推进，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已知的高风险地区更早推广全民接种。

新冠疫苗产能提升后，配送、运输跟得上吗？

一方面现在接种人群增速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人们也担心，因为疫苗在运输的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保存条件，和它匹配的运输条件是不是也能做得足够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我觉得我们已经做了比较好的准备，因为我们国家不像美国，只有一个疾控中心，我们在全国有市级疾控中心3500多个。同时也是物流大国，物流运送系统非常发达，再加上高铁等快速运输工具，配送流程和运输效率都没有问题。

而涉及到储存，我们国家的疫苗特别是现在国民主要接种的灭活疫苗，对于保存温度要求不高——2到8摄氏度。实际上，即使南方温度达到30多度，也没问题。在加速稳定性试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37度的环境下，（疫苗）存放四周都是可以的。

疫苗接种绝对数美国居世界第一，为何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增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美国在疫苗接种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屏障水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二十几个州解除常规防控措施，不强制要求人们戴口罩，人员可以无序流动，很多不该开的公共集会场所也开放了，这完全不科学。尽管像福奇这样的专家反复呼吁，很多州还是不听。这也给我们提醒：在疫苗接种没有达到群体免疫屏障时，常规的公共防护措施一定不能减。

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建立免疫屏障，后果如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假如我们不尽快用成本代价最小的疫苗手段建立起免疫屏障，那我们国家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就会形成一个免疫洼地，病毒很容易像洪水一样流到这里来。所以我们在可能存在的风险出现前，必须把免疫屏障建立起来，维持我们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家的疫苗接种，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对快速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还有哪些担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疫苗产能、公民意愿和政府工作效率，这几个挑战压力同样巨大，但我们的政府、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组织能力非常强，这在之前的“战疫时期”用常规途径控制疫情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出来。我相信在“疫苗接种战疫”当中，我们也一定会组织得更好。具体我有两个担心：①目前我们主打的疫苗还是两剂，老百姓打了一剂不要松懈，一定要把第二剂打完，这样才能产生最佳的免疫效果。②尽管我们的疫苗产能很大，组织能力也很强，但我们还要承担国际义务，我们如何在政府调配下，既保证中国疫情的控制，也能支援发展中国家疫情控制，这是第二个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