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节前夕，唐山市丰润区奶农陈波的牧场空荡荡的。2021年上半年，这里还有450头奶牛，那是陈波和老伴儿以170头奶牛为起点，经营七年，自繁自养的成果。如今，本不该被淘汰的奶牛一头一头地出栏，被牛贩子以一头1.7万元左右的价格收走，统一送进屠宰场，作为肉牛宰杀。

　　北方农村萧瑟的冬天，对聚在陈波家里的唐山养殖户来说，养殖场空出来的奶牛卧床格外刺眼。

　　“以前淘汰奶牛是论斤卖，现在卖牛的多了，都是论个儿卖。”衡水牧场主蔡明的遭遇与陈波相似，“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头，现在没了，快赔完了。拆东墙补西墙，只能硬扛。”

　　河北唐山滦县奶农李萌接连接到几个催款电话。挂了电话，李萌六神无主。他从400多头荷斯坦奶牛养起，养牛13年，欠着银行数百万元，如今牧场还是只有400多头牛。养殖场雇佣16名工人，每个月要付给工人48000元工资，3万元的水电柴油开支，还要还15万元的银行贷款，但眼下账上只有3000多元。“媳妇跟我要钱，说今年孩子的新衣服都还没着落。”

　　外界普遍认为，喊出“倒奶杀牛”的河北养殖场正在经历的危机，是由疫情冲击乳品消费所引发。“疫情扰动下，乳制品的消费需求持续走弱。” 国融证券研究员张志刚分析，2022年第三季度乳企业绩出现大幅下滑，目标产量也纷纷下调，企业资金压力也随之加大。而消费端供需失衡下，影响逐渐传导至上游养殖端。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奶农普遍认为，危机的种子早在2015年被动举债升级牧场时便已埋下，生鲜乳价格下跌只是压垮中小牧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

　　“2020年1月的生鲜乳价格是3.7元/公斤，2月直接降到3.1元/公斤，3月3.16元，4月3.24元，5月3.3元，6月份牛开始热应激，产量减少，奶价涨到3.7元⋯⋯”在旁人不做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陈波能以2020年为起点，一口气背出这两年每个月的生鲜乳结算价。

　　在这些数字中间，“3.5元”是陈波牧场的“生命线”。饲料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陈波的牧场里，生鲜乳的生产成本已经飙升到3.5元/公斤。

　　受国际国内市场变化、养殖规模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生鲜乳价格呈周期性波动。“2022年，受地缘政治以及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创 154.7 点历史新高，同比上涨23.5点。其中，世界玉米和小麦价格双双创历史新高，分别较 2021 年平均价格上涨 24.8%和 15.6%，豆粕行情创近十年来新高。但成本价格的上涨并未能传导至下游。”国融证券研究员张志刚分析。

　　为了平抑生鲜乳价格波动，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就开始推进设立生鲜乳价格协调机制。根据河北省2022年第四次生鲜乳价格协调会议结果，2023年第一季度，河北省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为3.85元/公斤。

　　河北省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袁运生于2023年1月1日在河北奶协发布署名文章称，如果按照河北省生鲜乳价格协调会上的数据，将经测算的交易参考价最低不低于3.93元/公斤下调到3.85元/公斤，省内绝大多数奶牛养殖场已没有盈利空间。

　　对于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下调至3.85元/公斤，逼近北方成本价的说法，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相关负责人此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应，这是奶农和乳企互相让利而制定的价格，属于合理区间，并非网传跌至历史最低点。

　　看起来高于成本的交易参考价也无法让奶农们安心，因为实际交易时，乳企给奶农的结算款很可能比3.85元的参考价更低。此外，河北省公布参考价时还特别说明，3.85元/公斤的价格是养殖场委员鉴于当前形势“主动提出”的，与“主动下调”对应的是“乳企应收尽收、如期续签收购合同，并在困难缓解后补偿差价”。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奶农对此并不认可。记者获得的由某乳企与养殖场签订的生鲜乳购销合同显示，乳企对养殖场的收购量为“全部合格生鲜乳”，收购基准价格执行“随行就市、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原则，当地有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并公布交易参考价格的，收购人和销售人应参照交易参考价格协商确定生鲜乳收购价格。

　　多位奶农指出，这份合同是原农业部、工信部等部门在2017年联合印发的《生鲜乳购销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乳企和牧场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颇为公允。

　　但问题在于，与前述合同一同签订的，还有乳企单方制定的《生鲜乳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这份“补充协议”承认“随行就市”参照当地生鲜乳收购指导价，但同时列明，牧场向乳企交售的生鲜乳价格按照乳企计价体系结算，乳企可依据市场、季节、供需关系等实际情况调整生鲜乳收购标准和价格，而相应的收购标准和价格由乳企通过业主大会通知牧场，“牧场对此不持异议”。

　　“你不可能不签，不签就不收你的牛奶。”滦州市饲养了2000头奶牛的牧场主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受访奶农均表示，在实际交易中，生鲜乳供小于求时，乳企结算会参考收购指导价，意味着牧场很难充分获得生鲜乳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而生鲜乳供大于求时，乳企则会依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鲜乳收购标准”的权利，以鲜牛乳质量瑕疵为由，压低收购价格，以牧场管理疏漏为由克扣奶款，或者不遵守合同载明的“收购全部合格生鲜乳”的约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收一部分鲜牛乳。

　　事实上，这也并非某个乳企的“定价权”，而是市场价格的整体下滑。根据农业农村部官网数据，从2022年年初开始，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就一直在下滑。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2022年6月第一周，平均价格降为4.14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0.2%，同比下降3.0%。2023年1月第一周为4.12元/公斤，同比下跌3.1%。

　　细菌几何数级的繁殖特性决定了牧场销售鲜牛乳的速度越快越好。一旦稳定合作的大乳企拒收，意味着区域乳企和规模更小的乳企也难以消化这部分生鲜乳，制冷、储存、运输都会额外产生成本，为了及时止损，过去奶农只能倒奶，而这在2008年、2014年到2015年都曾出现过。

　　如今，找不到销路的奶农会把鲜牛乳送去“喷粉”。“比倒奶强点儿”，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吨鲜牛乳的喷粉加工费用为6000元，保质期为1年，可按重量1：8还原为鲜奶。制成奶粉后，由于未获相应的销售许可，这些奶粉无法直接通过互联网或线下零售渠道卖给消费者，奶农只能成包送给亲友，或者放进后备箱，悄悄在街边售卖。奶农的微信群里广泛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有奶农以40元/公斤的价格售卖奶粉，折合成奶价，为5元/千克，减去喷粉成本，仍是亏本。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这是在河北奶农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采访中，由衡水的牧场主蔡明和唐山牧场主张亮反复提及。

　　“受疫情影响，奶业市场消费端确实出现疲软现象。”前述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河北省没有发现倒奶杀牛现象”。

　　举债扩建，资不抵债

　　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失衡，对从业者来说，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奶农普遍抱怨亏损的情况下，大乳企仍然实现了盈利增长。蒙牛2022年上半年营收实现491.98亿元，同比增加6.21%；净利润为37.51亿元，同比增加27.32%。伊利2022年上半年营收实现632.13亿元，同比增加15.91%，净利润为61.43亿元，同比增加15.23%。光明乳业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3.98亿元，同比增长13.70%。

　　尽管常常私下指控大乳企“垄断”，但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奶农们乐意抛开“乳企是否涉嫌垄断”这一复杂的法律问题不论，及时止损离场。但问题在于，从2009年到2014年，5年时间，奶农们经历两轮投资扩建，早已身负巨债。窟窿之巨，即使卖光资产也难以填补，这也意味着他们实际上被债务断送了“退出”的可能性。

　　1999年，复员回到唐山的张亮不得已干起了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奶的行当。最早以1.4元/公斤到1.6元/公斤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奶，制冷后送往乳企，每公斤奶有两毛钱的差价，再刨去运输、制冷、人力成本，利润微薄。

　　乳企给张亮的账期是一个半月，张亮则自己垫钱，5天就给农民结款。“冬天收奶，手都伸不直，都冻肿了，酸甜苦辣，尝得太多。”10年的时间，靠着诚信贩奶、开植物油榨油厂、经营集中机械挤奶厅，张亮攒下100多万元。

　　2009年，受“三聚氰胺”事件掀起的产业巨变影响，河北省喊出“牵牛出村、美化人居环境”的口号，推行养殖小区模式，养殖小区的经营者负责征地、建牛舍、设备投入。“其实就是奶牛托儿所，每家每户把自己的奶牛寄养在我们这里统一管理。”陈波回忆，在那之前，他所在的村子，一共也就300多头牛，每天能出2吨奶。由于同样经营着机械挤奶厅，投资建设本村养殖小区就顺理成章地落到陈波、张亮、李萌头上。

　　养殖小区的投资约为200多万元，其中有近百万元投资款需要向银行贷款或亲友借款，部分小区获得了政府补贴。小区建成后，由小区经营者集中挤奶、制冷保鲜，运输送到乳企。“乳企当时是两笔账，挤完奶以后都有计数，奶款是奶款，打给各养殖户，咱们挣的就是管理费，挤奶、保鲜、运输，一吨奶给你多少费用，最高的时候一吨400块钱，旱涝保收。”陈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每个人每个月能分七八千块钱，比上班强。”李萌回忆。而张亮则表示，“养殖小区阶段是最幸福的，我们跟千家万户都是好朋友。”

　　养殖小区建成4年后，陈波被通知参加乳企推进牧场化升级管理的会议。所谓的“牧场化升级”，要求养殖小区经营者从农民手中收购奶牛，同时全面升级牛场，建长廊、引入防暑降温设备、升级挤奶设备，此外，对卧床、储藏窖、仓库、水质等等都有要求。“当时我们养殖小区的牛棚好好的，都得拆了，建长廊。”李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投建养殖小区不同，由于要从农民手里买牛，再加上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养殖小区经营者都知道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牛是自己的，意味着奶的质量能控制得更好，乳企当时承诺的收购价也更高，比如养殖小区的价格是2.8元/公斤，自建牧场就是3.5元/公斤。”张亮说。除了更高收购价带来的诱惑和动力，他们还面临着被淘汰的压力，“不继续跟着乳企的脚步走，你就不能跟它继续合作了。”

　　陈波算过账，以挤奶设备升级为例，过去大家都用国产的老设备，由于压力控制精度不够，容易伤害奶牛乳头，造成乳房炎，给牛治病也是一笔开支，设备升级对牛有好处。当时他的养殖小区一天能产4吨生鲜乳，一公斤生鲜乳收购价上调0.2元，一天就能多挣800元，按照这样的差价，牧场化的成本两年就能收回。“养殖行业本来就是微利，但咱农村人不怕挣辛苦钱，而且之前经营养殖小区也都比较顺利，所以当时没什么怀疑。”陈波说。

　　“当时对牧场最高的贷款额度是300万元，要根据你的流水来放款。”由于陈波的养殖小区只收管理费，流水少，陈波最终以每月7.2%的利率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出了109万元。“后来只能找亲戚借，3万、5万、8万、10万，都借了个遍。” 

　　相比之下，李萌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和叔叔合伙投建养殖小区时，他签字贷款200万元，等四年后做牧场化升级，他还有130万元的贷款没有还清。叔叔撂了挑子，为了还上贷款，李萌只能咬牙跟随乳企的要求升级，又贷了数百万元。“我从2009年负债200万变成2015年负债800万。”据李萌介绍，仅牧场的基础设施就投入了400多万元。连一向稳健、只给别人借钱的张亮都不得不借贷300万元，才能完成牧场化升级。

　　奶农口中的“牧场化升级”被蒙牛乳业视为蒙牛帮助伙伴牧场实现的第三次产业升级，实现了牧场养殖的现代化，“如蒙牛乳业在伙伴牧场推广全混合日粮（TMR）技术，奶牛单产可实现30%的提升。TMR实现了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奶牛养殖业由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建成现代化牧场。”

　　但收益问题很快出现。“以前的C级牧场升级后都评上了B级牧场，鲜牛乳收购价又降下来了，所以早参评的有收益，晚参评的基本没收益。”起早贪黑经营六年，赚来的钱都还了贷款，幸运的是，陈波当时贷款额度不大，牧场规模也有限，还清了贷款，奶牛数量从170头扩充到450头。“虽然没看到现金，但小牛多了，我们也挺高兴。”陈波回忆。

　　但牧场规模更大、债务负担也更重的李萌则坠入深渊。“每个月要还本金和利息，但从卖奶上赚不到钱，只能卖牛，这个月卖6头，下个月卖4头，杀鸡取卵，卖牛还贷，越卖越少，就是恶性循环，我也没办法。要是知道这个坑这么深，我宁愿当时就赔掉那200万，不至于赔今天这么多钱。”李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唐山的牧场，很多都资不抵债。卖了牛，剩一个空壳场子，砖头瓦块不值钱。”这样的噩梦，张亮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我不知道600万的利润我们要挣多久才能挣出来，牧场从来都是挣一点儿，就买个铲车或什么设备，再投进去。”张亮的妻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隐藏的矛盾集中爆发

　　生鲜乳价格下行压力下，奶农将矛头指向乳企，过去隐藏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每个月22日才能知道上个月的生鲜乳结算价，也就是说，我的牛奶交出去52天了，我才知道它卖出了什么价格。”陈波感到愤懑、屈辱。

　　不过，鲜奶回收价格连续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奶相对过剩。2018年之后，奶价触底反弹，直到2021年一直处于上涨态势。赚钱效应下，更多养殖户加入进来。有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的原奶业遭遇到比较大的供求失衡影响，部分地区供应大于需求。

　　在供求失衡的市场下，乳企也面临收购原奶的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与牧场的矛盾。

　　所有受访奶农都提到，牧场名义上归自己所有，但合作的大乳企对自家牧场的控制无处不在，“饲料、兽药、设备，都得用乳企招标指定的。”

　　以兽药为例，“以集中采购的方式，让牧场用上便宜药、放心药，这是好事。”陈波表示，他并不怀疑乳企决策层招标采购的初衷。但问题在于，政策到执行层面，则多有变形。

　　“按照牧场的日交奶量算，每交一吨奶，就要买1500元的兽药。比如一天交5吨奶，这个月就必须买7500元的兽药。”陈波表示，每到月底，兽药中心便会有业务员当面或电话提醒他买够当月额度，暗示他买不够就不能继续交奶，“这不就是强买强卖吗？挤兑得我没办法，只能买点维生素拌到料里，吃不好也吃不坏。”多位受访奶农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类似情形的存在。

　　使奶农们更加无法忍受的，是乳企赋予其自身的处罚权。“不允许我们使用兽药中心以外的兽药，哪怕是国家批准的也不行，发现了就罚款。我养我自己的牛，用药都得偷偷地用。”多位奶农经历过乳企工作人员检查牧场后，以发现的外来兽药及包装为依据做出处罚，罚款会直接从下一笔奶款中扣除。

　　记者查阅乳企与牧场签订的“补充协议”发现，在兽药使用方面，有条款要求：“乙方（牧场）保证生鲜乳生产⋯⋯所需的饲料、兽药等均符合国家、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相关规定以及甲方不时提出的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条款的约定。”其中“甲方不时提出的管理要求”究竟指什么，补充协议并未进一步做出说明。

　　“2018年，有经理上我们这儿来，到了奶厅，说我们清洗设备的水温不够，一公斤奶要扣我们两毛钱，罚了我们两个月。”一家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而李萌则因为监控掉线多次受罚，“农村的网络没有城市那么稳定，哪块儿线路出故障了，不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掉线，也一样受罚。”受访奶农表示，哪些事项会罚，哪些事项不会罚，从来处于黑箱之中，不为自己所了解，事先避免犯规也就无从谈起。“只要你还想交奶，从上到下都得哄好，哪个都不能得罪。”

　　事实上，“补充协议”中专设了“阳光条款”：“乙方（牧场）承诺遵守甲方反舞弊规定，不进行任何商业贿赂行为，不与甲方业务人员进行任何不正当往来，否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补充协议”还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一切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受访奶农表示，即便自己对“补充协议”的内容毫无发言权，但为了交奶，不得不接受协议条款。一旦发生争议，自己没有理由舍近求远，不在牧场和收奶的乳企分公司所在的河北省提起仲裁。一家受访牧场的负责人表示，他曾尝试向本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但因为协议中有关争议解决的约定，未能成功立案。

　　如今，奶农们碰头，话题常常围绕是否已经从某家乳企“出来了”展开。张亮“出来”后，开始与光明乳业合作。他曾习惯性地给与牧场对接的负责人送些礼物，逼得对方拿出了工资条，“他的意思是他挣得足够多，真不需要。”

　　陈波“出来”后，开始与完达山乳业合作，而李萌还在焦急地到处寻找稳定的合作方。换一家合作乳企，真的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他们对此并没有把握。蔡明则决定改养肉牛，“至少牛肉大家都消费，价格也比较稳定”。

　　“客观来说，大乳企确实教会了我们养牛。按照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标准操作指南）做，所有牛场都受益，饲养水平都提高了。从牛犊出生到大牛挤奶，按照规范走，都是成功的，数据要往上传，乳企也监视着你做。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SOP。”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公开信息显示，到2020年，乳企自有奶源比例平均约为40%，这意味着以中小牧场为代表的社会奶源占比仍高达60%。经过“牧场化”升级后，由奶农经营的牧场少则拥有数百头奶牛，多则拥有数千头奶牛，产量和质量均持续提升，并非自身能力不足、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也就是说，中小牧场的生死存亡，对中国乳业的发展仍至关重要。

　　“中国的奶牛养殖业是要逐步发展的，但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对养殖户的困难考虑得太少了？我们已经在咬牙干了，但他们的步子是不是有点过急，走得太快？”陈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