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琪（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

近期，一首火遍全网的歌曲《大梦》，让三位身穿粗布衣、半趿布鞋、用锄头和树叶当乐器的农民音乐人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这三位广西农民，在种地打工之余，组了个乐队，取名“瓦依那”，他们将田野和农人写进歌里，将壮族民谣融入现代音乐，还登上知名综艺节目的舞台。

过去大多数时候，农民都是文化艺术的旁观者，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像三位“瓦依那”成员一样，自信而勇敢地走向舞台中央，成为文化艺术的主角。

艺术墙绘让乡村充满文化味道。新华社发

“农民艺术家”不断涌现

“瓦依那”，壮语意为“稻花飘香的田野”。三位乐队成员都来自乡野：主唱岜農是广西河池农民，吉他手十八是桂林农民，鼓手路民是泥瓦匠。他们农忙时回乡务农，农闲时进城唱歌，将创作与耕作融为一体。在“瓦依那”之前，社会上还出现过“大衣哥”朱之文、“草帽姐”徐桂花、“旭日阳刚”等农民歌手，他们从田间地头或建筑工地一路唱进大众视野，艺术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让他们身后的农村和农民被更多人看见。

除了这些农民歌手，还有许多农民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进行着不同的艺术实践。江西景德镇的周元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带领村民拍电视剧。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各种农民影像创作活动。陕西的张焕财、河南的赵兰卿、山东的刘祺云、甘肃的柳云霞等自发扛起摄影机，云南、青海、四川、广西等地的部分农民在人类学者或纪录片工作者的指导下积极投身社区影像创作。他们以影像为笔，获得了一种比文字更直观、更真实、更通俗的表达方式。此外，湖北农民熊庆华自学绘画，在北京办过画展，最贵的一幅画卖到12万元。湖北农村的余秀华,用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已出版《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等畅销诗集。

过去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农民总是被想象、被书写的“他者”。创作者往往站在文化审视的立场，以一种隔岸观火或者俯视的姿态观察农村与农民。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农民开始掌握文艺创作和表达的工具，有了进行自我表达的渠道。与此同时，农民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后，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产生文化表达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农民艺术家”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

乡村文化内生动力被激活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业的主人。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可是，内生动力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乡村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偏重于自上而下、由外向内的“介入”式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管是送戏下乡，还是送电影下乡，农民都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并未得到彰显。

如今，从周元强到“瓦依那”，从“村晚”到“村超”“村BA”，乡村已经集聚起足够的内部文化能量，这种在地化的、内生性的文化活动，既为农民所需，也是激发乡村文化活力的必要举措。

以农民影像为例，农民自发组织的拍摄与放映活动，已成为农村独特的集体狂欢和文化仪式。它们有意无意地重新构筑起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参与乡村文化修复和重建，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涵养着文明乡风。比如，周元强在哪里拍戏，哪里就像过节；赵兰卿、刘祺云拍电视剧时，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剧组身上，村里打牌赌博、夫妻失和的现象都变少了。

由村民们深度参与拍摄的影像作品，在乡村内部的传播效果也与外来的影视剧截然不同。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安卡曼在村子里放映记录该村生活的影像作品《色达麦隆》时观察到，“每当片子里出现熟悉的人，观众都会获得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在社区影像拍摄者安卡曼的讲述中，社区影像凭借群体参与度高、信息辨识度高、画面感染力强等优势，在生产和传播阶段形成不可小觑的聚合力，从而召唤空心化、离散化的乡村集体经由共同的文化记忆进行整合与重塑，完成了当代语境下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创建。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史家寨村村民组了个秦腔“自乐班”，每逢农闲便在村口广场表演秦腔。他们吸引了当地很多秦腔表演团体的参与，形成一个乡村艺术“嘉年华”。这种由农民自发开展的乡村艺术实践，让曾经一度萧条的农村有了歌声、有了笑声、有了活力。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聚着、发展着。